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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新官儿来,咱们倒还自在。到後来,新的知府大人到了,他治所不在咱们县,咱们都说那更好,还少些摊派。哪知……从上头又摊下来了!”

    老丐越说越难过,呜呜地哭了,道:“就要瞅着好日子了,祝府君的时候,捐税也少了,又教种了麦子,收成也好了。再种点甘蔗,越来越甜。哪知去年後半截就变了天!设新府,什麽衙门、房舍都要建新的,官员又要吃喝,又要使唤白直。就都到咱们头上了。男丁拉去服役不算,又说新南府钱且不够,要加征宿麦的税,咱们哪担得起?”

    祝缨心里算了一下,一整套的府衙班子,它还包括了相应的府学之类的机构,这一批人也是要财税养活的。最後都会压到普通人身上。

    祝缨道:“那也不至於就讨饭了呀,是遇着什麽为难的事了吗?”怎麽也得有点积蓄吧?再说狠点儿,还有扛长工这样的路可以走,半年时间就背井离乡,有点不太合理。

    妇人道:“他们正税之外又加税了,问一句以前为什麽不收,就又将这几年的‘欠税’补征了。余粮也被拉走了,以粮折钱,又是低价折,还有积欠,只得向大户借了钱。咱家本来出一丁,可不知怎的,今年要出三丁,又耽搁了宿麦。”

    老丐道:“又催着赶工期,一年二十天役,足干了两个月,人也累病了。大户又催帐,我说,怎麽也要春天宿麦收了才好还钱。他们不依,